零度博客

最近，孟加拉国农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因为诺贝尔奖的殊荣，成为当下舆论的热门人物。与他的幸运和“高出镜”相比，经济学家茅于轼似乎冷寂了许多：几年前，他以个人捐献的500元人民币作为起点，默默地在山西也探索过相似的“扶贫小额贷款”，目前还在推行之中，规模已越做越大。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位实践者都有“所见略同”的肺腑之言——穷人比富人更讲信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个判断，超越了实践行为本身，更具颠覆性，也更有普惠的价值。

一般来讲，收入较丰厚，相对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受到企业的青睐优待，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信用究竟凭什么说话？长期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很多企业陷入了言必称财富、金钱的“格式化信用”。在商言商，企业也许可以“惟钱是瞻”地评判和确认信用度，但老百姓肯定不认同。如果承认了“年收入稳定在XX万元以上”才算是“有信用”，那么，拥有不了这样财富额度的民众，就都是“没有信用”的人？这样的逻辑，放到哪里都经不起推敲。

倒是应该思考：一个人如果很穷，他可能剩下的只是信用这一笔底线的无形资产，再不被别人或社会信任，那么，他就真的无法生存下去。而对一个富人来说，则无论他怎样不顾声名，放弃信用，他或许仍然可以继续挥霍那一大笔有形的财富，物质生活质量可能毫发无损，并不打折扣。经常从电视上看到，法院在对“老赖”强制执行时，那些东躲西藏、信用低的人不少竟是绰阔风光一时的富翁。若依于此，你是否又该得出富人不讲信用的结论？

　　穷与富，不应该成为信用的“分水岭”。其实，“信用”，首先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概念，支撑信用的不惟是经济实力，还有对社会规则的自觉认同，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以及对他人的起码尊重。有时候，懂得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比财产更具约束力，更容易由内而外地催生、培育出恪守诚信之德。

一旦远离了信用的朴素本义，信用的考量就很可能畸变为嫌贫爱富的“拜金划线”。这也许是尤努斯们、茅于轼们给社会带来的最重要的一则警世恒言。

考试简直是一个盛满关注、焦虑、热议乃至矛盾的“容器”。

多年来，身边一直存在这样的思维定势，就是把素质教育与“应试”当作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其实，在教育的过程中，两者往往形影不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注重知识的重要性，素质教育同样也注重这一点，因为任何素质能力的提高，都要以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为前提。而许多素质又要借助现代考试测量方法来判断。素质教育有时也需要一个设计合理、科学的量化评价，以引导调整教育的策略。放眼国内国外，迄今为止，考试仍然是衡量教育质量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发挥着其它要素所不可替代的功能。

应该说，素质教育与所谓的“应试教育”的分水岭，不在要不要考试，而是如何对待考试、运用考试。

不必讳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教育方面出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并阻碍着教育的发展。但细细分析，教育问题非积于一时，也非出于一因。你能说，家教热是考试惹得祸？择校是考试带来的？比拼上线率、名校录取率之类的“教育政绩”行为也是因为考试考出来的？谈到素质教育，教育专家朱永新说过，“只靠学校和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的，可以考虑从系统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把推进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归根于考试这个结上，显然是不够公允和客观的。

客观上说，在整个教育资源尚未达到按需分配的状态下，社会的发展要求最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其中一个重要而可行的方式，就是借助一定的手段或方法来确定“对象”以享有数量有限的教育资源和优质教育服务。跟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及摇号择校相比，凭考试成绩说话，这更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恐怕也离公平更近些。

当然，主张考试，也要防止可能固化“以考代教育”、“一考定人生”的偏执思维。一张考卷并不能反映所有智性素质，一纸试卷之外成长、成才、创业的路还有许多条。不是吗，前天，我省青年雕塑家吴为山在他个人作品展上就说起“两次高考都落榜”的经历！

教育的最终愿景，是让受教育者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个格式化过的“分数产品”。尽可能减少应试可能带来的“负作用”，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长期、高度重视。只有辩证看待应试，不断完善考试手段与考试方式的评价与导向功能，“应试”才能不再作茧自缚，真正融入素质教育中，做到有位而有为。

刚刚过去的黄金周长假，其“经济价值”已经由钵满盆盈的盘点数字得到显现。然而，黄金周还有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内涵，这就是社会效益——有媒体披露，长假里选择不做任何出游安排，而只呆在家中的大多为中低收入阶层；假日消费，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看似近在眼前，又是咫尺天涯”。让最大多数人分享受到“假日蛋糕”，应是考量黄金周社会效益的题中之意。

其实，并不仅仅是假日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是否关注过困难群体的生活状态？

尽管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网吧、特色公园、风景名胜区乃至各种楼堂会所随处可见，然而这一切，困难群体大多享受不到。面对精品购物、特色宴、自驾游等等这些时尚元素，他们是游离于风景线的看客。一场价格不菲的乐舞盛宴，使他们囊中羞涩；即便一张10来块钱的电影票，也可能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囿于因陋就简的物质生活硬件，亦陌生于日新月异的精神产品；他们缺少对城市文明的认知渠道，他们更不谙于现代生活的“使用方式”。无疑，他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朝夕晨昏，日日如斯，他们仿佛成了生活海洋“孤岛”上的尴尬守望者。

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存在着困难群体。虽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更多时候，带来的并不是“帕累托”改进，即由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改善引起的群体利益的改善，而且对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所以，在如此非均衡的发展进程中，由于不同主体对新出现的发展机遇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表现差异，于是，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相对弱势的一部分群体。这里，既有就业困难性弱势群体，也有城乡低保户、进城农民工等身份性弱势群体，还包括孤老病残等生理性弱势群体。在社会学者眼中，弱势群体，尽管往往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却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现实基础。特别是在考量社会进程时，弱势群体的状况如何，更是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也许表面上看，经济消费能力是造成弱势群体生活“孤岛化”的一个原因；而深层次分析，根本原因则在于，这一社会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逐步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大为降低，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难以有效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显而易见，因为被边缘化，所以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享用上常常处于被“省却”、被忽略的状态。

让最大多数人在发展中受益，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弱势群体的“孤岛化”生活这一问题。

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不是搞单纯的慈善事业。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切合弱势群体实际的、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弱势群体对社会发展适应能力，使他们尽能够自食其力；对确无发展潜力，或无基本生存能力者，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尽量缓减社会压力，缩小心理落差，缩短生活差距。这其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着眼于利益和谐这个核心，在制度安排上兼顾好发展进程中能力强的群体与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兼顾好改革中得益较多群体与得益较少群体的利益，兼顾好社会中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的利益，多多开辟“制度通道”，打开“制度窗口”，才能逐渐消融弱势群体的生活封闭，才能让他们自信地走出去，领略并享受现代生活的五彩缤纷。

农民工，就该这样坦然进城

--------------------------------------------------------------------------------

　　这是一个有视觉冲击力又带给人思考的镜头———4月11日上午，一群生活在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穿着整齐，在安德门地铁站口举着标语牌进行了一次集体形象展示。“他们刚到城市，请多关照”，“我是农民！我骄傲！”……言语表达了心中的期待，更传递出自信与坦然。

　　与此相对的是，昨天有一则报道说，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推荐评选中，农民工数量大幅提高，推荐人选从去年的1个增加到今年的18个，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从主观的坦然心态，到客观的社会角色认可，都来源于他们新身份的确立。目前，从国家的红头文件到政府官员的表述，到专家学者的视角，农民工的最新定义是———他们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事实上，统计表明，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农民工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看看城市的发展变迁，想想城里人的生活起居，我们不得不说：城市需要农民工，城市一天也离不开农民工！正是因为有了攀爬在脚手架上的他们，城市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正是因为有了凌晨奔忙的他们，城里人享受着牛奶送到家门口的便利；正是有了他们默默无闻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有声有色的城市精彩……农民工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支撑城里人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财富，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改变自身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在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里，农民工的形象似乎总是与愚昧、落后、脏乱等词语，以及跳楼、爬塔吊、裸奔、讨薪等负面事件捆绑一起，而体会不到纯朴民工所具有的诚信知报、笃实宽厚的“自然德性”。与农民工所作的贡献相比，他们在城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他们的尊严屡被冒犯，愿望常被漠视，权利亦被淡忘。对此，我们常常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拥有自主劳动权、平等的话语权、不被扭曲的社会形象，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是农民工们最热切的企盼，也是最基本的诉求。

　　他们由城市边缘走向城市主流生活的演进，是一个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过程。况且职业没有贵贱，劳动无上光荣，劳动者都应该获得尊重。给农民工相应的尊重和感恩，这不仅显示出城市应有的文明风范，而且也是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理性体认。善待民工，城里人首先要有反哺感恩之心，农民工不是来自农村的“入侵者”，而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新市民。有专家坦言，实际上我国一直存在着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四农”问题，要解决好“三农”，很大程度上直接依赖于农民工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政府，应充分运用政策之手，切实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以往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农民工自己，也要尽快完成身份角色的转变，提升素质，适应岗位，积极融入城市。

　　谁为城市做贡献，谁就应受到城市的尊重，和谐社会就应讲究这样的“成本—收益”。当政策的春风又绿大地的时候，农民工兄弟，请你们坦然地走进城市。

我不是一个惟所谓畅销书榜是从的人。但是，我确信有些书、有些人肯定会在中国“读书人口”的视野里植存下来，并且历经岁月的洗漉而升值。比如沪上学者赵鑫珊，他的书你任何时候读，都能体味到一种宁静、一种温情或是一种力量，具体地说是一种该叫作诗意的慰藉。

《诗化自然哲学》、《普朗克之魂》、《战争与男性荷尔蒙》、《地球在哭泣》、《没有鸟巢的树》、《希特勒与艺术》、《贝多芬之魂》、《莫扎特之魂》、《建筑是首哲理诗》、《人类文明的功过》等等，他的笔墨意识弥漫得几乎让人怎么联想也跟不上。大自然的山川动植，人类的音乐建筑，哪怕是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生理物理也纳入他的笔端。正因为如此，塞北秋风骏马与江南杏花春雨，这一豪放一婉约的对立却能和谐地融入他的写作风格。赵鑫珊曾在一本书的后记里表白过：“我只愿在三样东西面前下跪，来表示我的敬意，这就是：暴风雨中的雷鸣闪电；一些著名的数学物理公式；贝多芬的《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原来如此！他贲张着这种冲动，把对世界强烈的爱与恨都倾注到每一本书里每一个被表述的对象上。

提起希特勒这个名字，人们只知道他是纳粹头目、战争狂人，而他与艺术会扯上什么关系？赵先生两次深入德国实地考察，采访了上百位经历二战人员，采摭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素描草图和收藏的绘画。《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不仅告诉人们：用艺术语言包装起来的纳粹主义更让人恶心，而且还要让“性本善”的世人洞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德国人容忍纳粹政权的专制。

《贝多芬之魂》与《莫扎特之魂》并不是有关他们的生活传记，而是对这两位音乐大师的文化追问和文化揭示。在赵鑫珊眼里，贝多芬的精魂在于他把自己生命中那么多的痛苦、烦忧、压抑、搏斗和深刻的孤独感都转化为审美的人生；而莫扎特的永恒则是他的乐曲唤起听者拥有做人的全部价值和大写的尊严。战争、建筑和文明这三者在赵鑫珊的脑中有着互动的联姻关系。战争和建筑都是人类文明现象。建筑是文明的功，战争是文明的过。没有不破坏建筑物的战争，而和平时期总是以兴建民居为表征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首“我手写我口”的哲理诗。

初读赵鑫珊的文字，常常会惭愧自己知识贫乏。他说：“对于写作，我信奉这样一句座右铭：力争做个磨盘，上盘是文科，底盘是理科，中心轴是哲学，推磨的动力是对世界的好奇、同情和悲愤。试着将一些问题碾碎，最后流出的应是类似于散文的长短句。”与这些长短句接触多了久了，就会感到与其说是知识面的狭窄，毋宁说是心灵之于诗意的钝化。“浮躁的心，翻不动我这本书！”这虽是他在《贝多芬之魂》首页写下的一句话，但其实也是他所有文字的阅读门槛。

盈盈一水的生活诗意时刻在摆渡着人们从此岸到彼岸，但驳杂而喧哗的尘世又时时干扰着人们对诗意的体悟。在我们感慨于精神失落、诗意匮乏的今天，从赵先生的磨坊里流出的那些诗化的文字起码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自救自赎的可能。无论是“池塘生春草”“长风起秋色”，抑或是西哲所倡崇的“人，诗意地栖居”，其实离我们一点也不远。

零度/文 《中国文化报》2001-8-16

最近，媒体纷纷聚焦新出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总体规划的“寿命”一般为20年。其实，一部总规管20年，这是延续十多年的老规矩。旧闻成新闻，看似炒冷饭，意在针砭现实。

当前城市规划中最大的流弊是，不少城市误读了“规划全覆盖”，一味追求“规划快覆盖”，贪快求全，搞“运动式规划”，忽视了规划质量，导致反复规划，造成公共资源及财富的极大浪费。

步入“十一五”，我省城市化发展空前提速，城市化率已达50%，今后每年还将递增。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至70%的区间，城市发育得如何，是不是又快又好，关键看有没有合理、科学的规划体系引导成长。正是这个形势需要，省委省政府提出，在三年内全省完成规划全覆盖。以往，规划编制滞后于城市发展，要么先建设后规划，要么边建设边规划。规划是建设的火车头，结果，车厢到站了，车头还在路上跑。慢，是规划的大忌；一味地求快，同样不可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编规划也排时间表，大大小小，纯属“高密度生产”。一位业内人士戏言，这像是画图比赛！

规划全覆盖切不可误读。全覆盖，不是简单地把一张白纸草草填满，而是要对区域内的每一寸空间，都在规划上做出交代——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符合公众利益的交代。“运动式规划”之所以越演越烈，除观念误区所致，更多的是来自权力和利益的干扰。一任领导一部规划，换了领导重新规划，规划的寿命似乎与官员的任期“同频”。规划编制，应是政府组织、专家承担、公众参与，但是，有些时候，“三位一体”却被领导拍板、长官意志的“一言堂”所取代。一位资深规划师感慨，我们本是描绘未来的诗人，现在真担心快成了木偶。

运动式规划，最大的现实危害有两个，一是城市的个性缺失，二是城市的定位摇摆。复制、克隆是求快求多的捷径，所以，规划设计的雷同、抄袭成为通病，从步行街到CBD，还有SHOPPING MALL，一大堆流行元素，成为众多城市，甚至小县城小乡镇的追逐点。在一个个规划作坊、规划流水线上，“吐”出的是千城一面，诸多城市丰富多彩的个性被忽略被流失。只图一时之“快”，规划来不及深度阅读城市，来不及研究城市发展的脉络，更无暇关注城市民众的意愿，结果，对未来的发展仅流于口号的切换。城市规模的大与小，产业层次的高与低，发展方向的左与右，犹如无根的浮萍，随波摇摆。快餐式规划，让城市错失了机遇，让资本迷失了方向。

遏制运动式规划，不是慢腾腾地规划，是要快中求好，好中求快地规划。又快又好，靠的还是科学、民主、法治。规划是系统工程，要对过去看得透，更要对将来看得准。这就要在“前规划”下功夫，对城市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包括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一一调查，摸清家底；对城市的明天不能拍脑袋，毛估估。规划也不是规划局、规划师的一家子事，吸纳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的智力，集思广益。

好的城市规划，是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规划的公共参与性不可或缺。编制城市规划，必须“开门规划”，杜绝长官规划、精英规划，以反映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尴尬，就得保证规划的强制性。无论适宜建设还是限制建设，甚至禁止建设，空间归属一旦划定，就是铁的法律，不能像橡皮筋随意弹拉。用规划的刚性来约束我们的发展，避免出现“规划的失误成为最大的浪费”。

 
 
　　小排量车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名正言顺上路了。日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文，要求在今年3月底必须给节能环保型小排量车“解限”。

　　回头想来，小排量车曾在不少城市受到了不约而同的“受限待遇”，而各地给出的理由都大差不差：“为了控制交通总量，解决拥堵严重的现象”，“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等云云。

　　现在“限规”被修正，这本身就反映，“限”令当初出台有欠周之处。其一，限小排量车的初衷，并不是“限排量”而是“限能耗”、“限污染”，但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限行，这显然对节能、环保型的小车构成不公平。其二，用限制小排量车解决堵车的思路是否可行？早有专家指出，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是道路设计、管理不科学以及交通设施建设慢。路难行不能只怪小车。其三，在培育以私人消费为主体的汽车市场的今天，对小排量车采取“一刀切”的歧视性政策，极可能误导了私车消费的观念。殊不知，日本、欧洲等市场，微型汽车的消费占到了市场总量的60%以上。据了解，法国政府对大排量轿车课以重税，同时补贴小排量汽车的购买；日本、韩国等地政府对节能、少污染、少占地的微型汽车予以减免税费的政策保护。

　　问题显然在于，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禁”字、“限”字当头，而是应该因地制宜，找到一个科学的、让最大多数人可接受的管理方式。如果，利用处于事实强势的地位，只是一个劲地出台这不准那不准，那么，这样的公共政策就没有充分考量“以人为本”的取向。

　　公共政策虽然是地方政府凭借公权力，针对公共问题，采取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不过，公共政策最终都要转化为个体行动，也就是说，每一个政策的目标群体都能够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愿自愿采取行动。应该看到，现在购买小排量车的大多是私人，而大排量车的使用者多为公家，笼而统之禁止小排量车的规定显然多少忽视了私人利益。如果，公共政策在解决公共问题过程中不够重视、兼顾到私人利益，那么，公共政策要么因为强制执行成本高而放弃，要么因为遭到争议、尴尬而失灵。

　　解决交通、环境等公共产品问题是件好事，但要想把好事办好，在考量政策取向时就得首先考虑目标群体的利益，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合理的政策必须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效益的同时，做到保护最大多数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

这两天，为一张网吧经营许可证而在寒风中苦苦排队，成为南京人街谈巷议的新鲜事。停发许可证三年来首次“有限开禁”，引起反响在所难免。但是，议论声中，不能不为一个问题捏把汗——网吧“大发展”，究竟准备好了没有？

坦率地说，开禁是谋求发展网吧的善意之策。网络是现代文化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因子”，方便上网、开设网吧对于人们传递信息、速取新知所起的作用无需赘言。不过，网吧带来的社会问题亦是触目惊心，尤其是未成年人进网吧，一直让千万父母、千万家庭头疼；网吧引发暴力、犯罪的教训，以及不良信息污蚀社会的代价实在沉重。如果说，充分保证公民受教育的机会和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政府职责，那么，充分提供健康、安全的信息产品，特别是呵护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成长，同样也是政府重责。不能执于一端而忽视全责。因而，给网吧松绑，要慎之又慎，稳步推进。

面对这次开禁，从事多年“戒网瘾”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杨宪生说了这样一段话：“网吧作为一个产业，从单纯的市场经济角度来说，网吧开禁是无可厚非的；但就网吧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相比，是弊大于利。”是的，因为当前网吧的监管问题并不乐观：相对于一个庞大的网吧市场，我省文化市场总共1000名出头执法人员，确实忙不过来。去年以来，江苏发展了两万多名社会监督员，让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为主的“五老”担当其任，又在全省6000多家网吧近40万台电脑上安装监控软件，推行实名上网，禁止超时营业等等。虽然用心良苦，效果不错，但其治理“正未有穷期”。这个时候，若以类似“大撒把”的思路让其“大发展”，这就很可能把隐存的“网吧之祸”、“网瘾之患”无意放大，带来一定的社会负面效应。

应该看到，以往施行的不少对网吧的管制令，其背后往往是对复杂问题“一刀切”的治理惯性和某些管理者避重就轻的“省事”心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因政策法规在设计上的不合理而出现治理上的尴尬，比如，执法中反复出现的“猫鼠游戏”，市场运行中的屡禁不绝的“黑网吧”，等等。为了保证网吧发展能够健康有序，政府及相关部门肯定还要在“开禁”之外付出更多的精力，“跟进”一系列相配套的监管举措。

在欣慰于“网吧开禁”之时，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个好的制度和政策，需要权衡利弊，考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两相受益，调谐并保护多方利益。理性的政府在出台政策时绝不能完全依从市场，也不能忽略主流民意；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对多方利益尽可能进行最优的平衡、最大化的维护，不是简简单单让制度政策或此或彼，尤其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只有注意到把网吧的发展速度、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程度与监管网吧的力度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进网吧的大发展。期待有关部门进一步把网吧这样公众影响度高的事情办好、办妥，既出效益，又得人心。

如火如荼的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最近正在呈现出一个喜人的变化：无锡开始启动了对全市529条小街小巷的三年专项整治行动；南京则把城市管理的重点向1200多条街巷延伸，花巨资改善市容市貌，建立专门的管理队伍，直至政府掏钱为民宅平改坡、改造屋顶防漏等等。背街小巷，成为新一轮创建工作的“大工程”。

无需讳言，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搞城市建设，往往只重视那些事关城市“脸面”的“大项目”，却对看不见或不易看见的城市“边边旮旯”很少过问，对诸如背街小巷的坑洼不平、路灯不明、占道经营等琐屑问题视而不见——这种“难言之隐”跟宽广的马路、气派的广场、漂亮的楼宇等“形象标志”构成了强烈反差：城市的通衢大道很耐看，背街小巷却最经不起看。面广量大的后街小巷成了一个城市文明之风吹不到的“死角”，脏乱差的“死角”直接又成了文明城市创建经不起推敲、评判的“死穴”。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主干道、中心街区的改造的确非常重要，大格局、大体量、大手笔可以使城市整体形象、发展框架迅速地优化。但是，背街小巷等不起眼处却直接关系百姓日常起居，其一点点变化都能让百姓群众感受最深，实际上也是最能反映文明城市创建导向和实效的。   

一座城市的品质，不仅在“面子”而且更应在“里子”。如果只重视建设“脸面”，不会赢得人们对城市的赞誉，也很难得到市民们的认可。应该说，老百姓期望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形象，首先可能还是要给他们的出行方便、生活方便带来最大化的受益。在一座城市里，多数老百姓还是住在背街小巷里的，要让他们从跨出家门的第一步开始就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文明、城市的宜居。如果他们住的地方，“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那么，这样的城市形象只能是中看不中用。没有“里子”的面子，既是城市建设的败笔，又是城市资源的浪费。城市创建，不能做成“面子光鲜”、“不问里子”的“表面文章”。

面对着越来越“长高”、变大、变洋的城市， 把目光投向了城市里不为人知的角落，投向那些聚居升斗百姓的小巷弄堂，是一种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自觉延伸。对于城市的发展，生于斯、长于斯的市民是最有评判权的。让最大多数人成为城市发展的受益者，是我们城市创建的题中应有之义。群众利益无小事，背街小巷也是“大工程”。我们常说评判工作成败优劣的标准，就是看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从这一点来说，这项民心工程已经超越了单纯市政工程的意义，其实是在用更和谐、更生动的形式表述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内涵。